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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大革命話人性

不經不覺來英也有大半年,依然一事無成。這種對生命有所求的態度,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士族個性,大抵我早已不經意地認同了士人與生俱來應肩負聖賢們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個「天命」(mandate of life)。我雖然已經洞明這種想法的荒唐處,但卻又無力與這個千古幽靈抗衡,不自覺地任由它繼續擺弄,再搖動鍵盤,可笑耶?

50年前,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地展開序幕。這是老天爺對這個極度自信與自負的民族所開的最大的一個玩笑,至於祂是要借此來儆醒這個民族還是要用它為這個民族敲開地獄的大門,則不得而知。

文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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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簡之辨

今天閱報,有下面一段文字,審之現實,亦頗中的。天命人事,皆有數焉?

漢字簡化之後,親(亲)不見,愛 (爱)無心,產(产)不生,廠(厂) 空空,麵(面)無麥,運(运)無車, 導(导)無道,兒(儿)無首,飛 (飞)單翼,湧(涌)無力,有雲 (云)無雨,開關(开关)無門,鄉 (乡)里無郎,聖(圣)不能聽也不能 說,買(买)成鈎刀下有人頭,輪 (轮)成人下有匕首,進(进)不是越來越佳而往井裏走,只有魔,還是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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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與恐懼

「六四」與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一樣,催醒了一代的人,重新審視自己的位置,重新計算我們應何去何從?不過,不知打從那個時候開始,「六四」竟也搖身一變成了鎮日縈繞在某些人們頭上的魔咒。它本來的精神,一去不再復還。一些不明就裡或者別有想法者竟也懷疑它真正的存在。我們這一代人,能廁身其中,「躬逢其事」,著實教我們在絕望之中,看到希望之所在。今年正值其二十周年祭,姑勿論世上有多少種聲音,唯有其黑與白,不用也不容爭辯,將始終如一地烙刻在歷史之上,終有一天,也總有一天,歷史自會給它一個公道的評價。
今天閱報看到了王丹的文章,歷盡滄桑,人真的會成熟,看到的問題也更深遠。姑且摘下來留一個記錄:

ju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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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與恐懼 【王丹】
2009-06-04 中國時報

六四事件至今二十年了,在華人地區,包括中國、港澳、台灣,衝撞激盪的漣漪迴響,卻越來越趨淡薄。關於這點,相信現今來到台灣訪問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學生領袖之一王丹,感受最為深刻了。因此,他特別從海峽兩岸各自的國家暴力的施行施展,及其效用效率等等層面著手,用散文的筆觸,探討集體噤聲麻木現象的症狀、病理,並據以紀念六四事件二十週年。
──編者

多年前一次,我到康乃爾大學演講,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國來的同學。那天天氣不好,忽然下起大雨。那位同學讓我等一下,說他要回宿舍借把雨傘。過了一會兩手空空地回來了,告訴我說:他回到宿舍找到一位中國同學借傘,那位同學問給誰用?他就老實說是給王丹。結果那位同學說:他是反革命,我不借!聽了這個故事,我內心受到很大震動。這倒不是因為那個同學拒絕借給我傘,而是啟發我想:為什麼會有這樣莫名其妙的仇恨?那個同學不可能真的瞭解我,僅僅是因為政府的宣傳,他就可以仇恨到傾盆大雨之下,連借把傘都不肯。這樣的仇恨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內在的自我約束

還有一次,是我搬到洛杉磯居住。在波士頓的時候,我是海外華人作家協會波士頓分會的會員,因此很自然地,到了洛杉磯,我也找到洛杉磯分會報到。會長是台灣人,倒是熱情歡迎,還準備聚餐歡迎我的加入。不久之後,聚餐如期舉行,當時會長告訴我:有中國籍的會員拒絕參加,理由是:跟王丹吃飯,以後我回國遇到麻煩怎麼辦?這個事情也令我很有啟發。因為以我對中共的瞭解,它再怎麼殘暴,也不至於僅僅因為跟我吃過飯,就會找那個人的麻煩。可是人民心中,顯然有些恐懼是根深蒂固的,是自律性的,從外在的教訓逐漸變成了內在的自我約束。這樣的恐懼,又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循著這樣的思路,我發現了國家暴力對人性,對人心的影響。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發現,這樣的仇恨,這樣的恐懼,原來,都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追溯到從那時候開始的國家暴力。而這,就是我選擇這個題目作為博士論文的起因。

於是開始收集資料,然後發現,一水之隔的兩岸,在那個年代,竟是那麼地相像。

以新汰舊的暴力

對中國大陸和在大陸的中國人來說,1950年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暴力的時代。這幾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軍事力量成功地擊敗了政治對手──以蔣介石為首腦的國民政府,取得了全國範圍的統治權。經歷了上百年的動亂,中國人普遍希望能有一個穩定和平的社會環境,這是國共內戰結束後,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胡風在內,都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重要原因。在像胡風這樣的知識分子心目中,共產黨代表了進步的,民主的,清新的政權;國民黨則代表著落後,獨裁和陳舊。他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也是在這幾年,新政權甫一建立,就著手全面清洗舊的社會政治結構。在農村,從抗日戰爭開始就在中共統治區域進行的土改運動擴張到了全國,中國封建時代作為農村基層的社會控制基礎的地主階級,被強制剝奪財產權甚至生命權;在城市,名為「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政治暴力席捲全國,大規模的集體槍斃隨處可見;而對外方面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幾十萬中國軍隊被調往朝鮮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展開另一場殘酷的戰爭。暴力,到處都是暴力,而恐懼的陰影逐漸凝聚。

集體的心理壓力

這樣全國範圍的政治鎮壓對於當事人以及全社會造成的心理壓力,以及恐懼的氣氛是驚人的。被打成胡風分子的作家林希回憶自己當時的心理狀態時說:「從市委大院走出來,我完全變成了一個呆子,我的大腦變成了一片真空。眼前的一切你無法理解,也不需要你理解,它只強制你屈從。只要再發生一點點惡化,等待我的又何嘗不是鐵窗和手銬?我麻木了,麻木得顧不上恐懼,走在路上我總聽到有人躲在什麼地方喊我的名字。每聽到這種可怕的呼叫我便打一次冷戰,待我驚恐地轉過身去,看到的卻是匆匆行人陌生的面孔。」

事實上,這種內心的恐懼不僅僅存在於被鎮壓的對象的心中,也存在於大部分民眾的心中,因為不僅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人民的敵人」。而且這種刻骨銘心的恐懼也是與政治運動的殘酷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政治鎮壓直接間接地導致了大量的死亡,監禁和生活權利的剝奪,大部分中國民眾都可以從身邊的事例中切身感受到那種殘酷。一位當年的右派分子的女兒事後的回憶雖然揭示的是一家人的遭遇,但是頗能代表政治運動的血腥與殘酷。

關鍵字「恐懼」

胡風案件其實只是中國1950年代政治恐怖時期的一個典型案例,類似的政治運動自從1949年之後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而每次政治運動,帶來的都是殘酷的鎮壓以及社會恐懼心理的滋長。歷史可以看到,恐懼的烏雲逐漸積累,一直發展到了狂風暴雨的頂峰──文化大革命。可以說,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發展史,就是一部國家暴力與社會恐懼相互交織的歷史。離開「恐懼」這個詞,我們就無法真正瞭解那個政權以及它帶給中國政治生活的深遠影響。

如果我們認為這是中共自己的政治特點,那就錯了。因為意味深長的是,同樣是在1950年代,同樣的政治暴力與社會恐懼也出現在台灣,由剛剛被中共在戰場上擊敗的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地方。在這裡,同樣地,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何時會被警備總部找去談話,那種戒慎恐懼的氣氛在社會中瀰漫,沉默的壓抑像一層層的石灰,整個社會在幾十年中顏色暗淡。那些在恐怖氣氛中失去生命的人,他們雖然肉體遠離人間,但是怨恨之氣逐漸凝結,要到很久很久之後,才成為新的政治動能,撼動百年的歷史基業。

蒙蔽不等於消失

對比兩岸的國家暴力,你會發現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是仔細察看,也會看到更多細微的不同。

多年以後,兩岸在政治發展上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而如果你能俯身下來,探究宏大的外觀之下,那些清晰的紋路,就會看到這些細微的不同,是如何潛移默化,或者命中注定地,決定了後來那些巨大的不同。審視歷史的樂趣,就在於這樣的發現給人帶來的深思。

50多年過去了,世事變幻如同滄海桑田。今天翻看這些歷史的陳跡,是不是還有意義呢?我覺得當然有。因為如果,歷史與今天已經截然不同,一切都已經改變,那麼回味過去可能就顯得有些不知所云,但是如果我們不被時代表面的浮光掠影晃花了雙眼的話,就可以看到,的確,歲月之下有太多的變化,然而,其實還是有很多的東西並沒有改變。只是我們在對變化的期待心理的遮蔽下,往往不會看到那些沒有改變的東西。而那些東西,即使不去看它,也仍舊是存在的。這些存在,也就是我們回顧過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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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行之二

一宿無話,翌晨有關方面很早已安排交通往北川進發。唯在途中接獲指示,因行政上的安排,大抵要把行程延至中午。

反正早上還沒有吃早餐,他們也知道我是一佛子,於是便安排一行人等來個綿陽佛寺遊,首站是蓮花寺。住持約莫五十餘歲,精神抖擻,接待後安排好粥麵,一眾安座後便慢慢地把自己的出家緣由娓娓道來,話語間不無勉勵之語。而我也老實不客氣,一邊聽著聽著,一邊卻也飽食粥點,偶爾回應兩句,應付一下。

之後有關方面邀請住持同往,法師欣然應允,大眾都得擠到車上。由於我個子較高,竟可獨佔車頭一個位子,住持等一眾都只有在後排捱過往後五六個小時的車程,教我甚為慚愧。

終於又回到往北川的路途,而途上碰到的關卡約莫也有五六個之多,雖云事前有作安排,他們卻還是仍得廢一點唇舌方能通過。入城的路相當顛簸,車子也得放慢速度以避過地震造成的大窪。路上所見,已塌下樓房已是難以辨認,而未塌下的則也東歪西倒,有隨時再下塌的可能。道旁的巨石大小不一,最大的竟也有兩三層樓之高,不難想見當日地震山崩地裂的情景是如何的駭人,也可以想見當時老百姓的無助,天地不仁,於此可有最切骨的寫照。在現場也拍了一些照片,雖不至於怵目驚心,但也無甚公開欣賞的價值,因此打消了放上網誌的念頭。

原來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因為本來崩塌的山坡根本不能整固復修,出現了一次規模極大的泥石流,把災區好一部份樓房的地下二樓完全掩埋,罹難者的遺骸大概永遠不能再見天日了,這大概是人不葬,天來葬吧!城區的中央挖了一個大坑,把當時都能清理出來的遇難者都埋在一塊,今天坑已填平,旁邊立了一塊石碑,聊作悼念。

在那裡逗留了大概一個小時,又往綿陽去也。此行讓我見證了我一些的想法,也讓我見證了身為中國人所能遭遇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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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行之一

許是天意,原定的京都散策因故未能成行,卻造就了北川行,獨個兒出發探訪這個在去年5月12日遭遇有記錄以來最嚴重地震傷害的縣城。
飛機緩緩的下降,天色未晚,霧都仍一如其名被陣陣霧靄所籠罩。當飛機仍在跑道上緩緩滑行,機上的旅人一如既往迅速起哄,打電話的打電話,解除束縛的解除束縛,從行李架上取行李的取行李,不一而足。艙務員也一如既往迅速行動,在努力平息機艙的哄動期間,飛機已安全地停泊在劃定的機位。
抵埗後方知曉原來翌晨是特別為震災罹難者舉行的清明超薦法會,而從霧都到北川還有約七小時的車程,霧都的好友也顧不得我在路上的疲累,草草的弄點填肚的東西,便馬上把我招呼到往綿陽的長途車,俾能及時參與法會。
路上和好友交換了一下近況和未來有關北川重建的規劃,然後大家都作稍息,好養精神。渝綿之路程,除了一如既往因駕駛者互不相讓而產生的死堵,擔擱了一下外,尚算順利,在車上還偷瞄了一下那兩套不知在港有沒有正式放映的港產片。到達安排好的旅店,已近半夜。大家又匆匆的在附近尚未關門的食店隨便吃點東西,便直奔旅館,休息去也。
一宿無話,大清早便出發往北川去。由於行程由官方安排,一路沒有碰到任何障礙,路上所見,沒有得到事先許可進城的車輛則在路上被截下來。車行約一小時半,便正式踏入北川老城邊界,眼前的景物,甚是詭異。一方面是卻也怡人。放眼田陌間,盡是一片片的油菜花,黃綠有緻。一方面兩旁的山崗,仍遺留著一大撇山崩的痕跡,甚是嚇人。而路上亦偶見為災民構建的臨時房屋,頗清潔整齊。

On the way to Beichuan

到北川的路上

法會就在重傷區域北川中學的運動場舉行,參與除了主法法師外,還有信眾與當地災民,雖事隔快一年,仍有一部份人心懷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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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生不做中國人!」

作者鍾祖康出生於前英殖民地,自稱14歲時睹魏京生一案而對極權政治深惡痛絕。後以筆耕維生,著作亦甚豐,多政治文化反思之作,頗得時人欣賞。

鍾氏對敝國政治文化等方面之批評,其論及政治部份,的確鞭辟入裡。唯有關文化部份,我雖不完全認同,但亦有值得反思再三之處。

鍾氏從歷史現象上總結出的觀點,非常有趣有獨創性,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學人於中不無啟發,比如他說「中國文化該死而不死」,「(政治地域的)大一統不利於文化與文明的發展與進步」等等。我以為他的討論只囿於現象部份,而沒有深入文化的根源與歷史發展方面作出分析,倘輕率為之只怕會重蹈五四之覆轍而再導致今天有目共睹之局面。

鍾氏所見問題之根源不在於我國文化之行,而在於我國文化之不行!誠如我遊日後所有的感慨,中日文化同一根源,為甚麼我國文化能在東瀛得到良足之發展,而在它的出生地卻要麼遭人棄如敝屣、要麼僅以之為政治工具,愚弄百姓?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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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的含義

今天閱報,某專欄透露了SAR的含義,饒有深意,姑抄錄如下,以饗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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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講任總裁某次上京演講,有周小川在,周先生講先,講完就走,留番人民銀行行長辦公室主任在場,已算畀面。賓架C話:「人民銀行一位老友記與我吃晚飯,飲完一支『瑪高』之後對我講出真心話,SAR(特別行政區)之S究竟真正意思係乜嘢呢?佢話S就即是small,叫我嗒真啲S o既含義,唔好上到京師見官,冇大冇細!」唉,正是不到北京不知官小,回歸十一年之後,在京官眼中,一個小小行政區,盡在掌握之中,佢哋眼角越嚟越高,香港人只係識講英文 o既話,上到去冇人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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