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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影日劇中的戰爭

日影日劇中的戰爭

前些年因為要重新研究中國文化,打算從日本再起步。結果,總算弄清楚了一些歷史脈絡和它宗教的演變,也明白了日本為甚麼會在明治維新之後會慢慢變成亞洲的三十三天天魔,幾乎完成了織田信長未竟的霸業。

文化與文明在歷史的步伐,原來並無定向,也無有優劣。只是不幸地中華文化不知為甚麼隨著時日變成了一種「文化地心說」,而故國的文化則成為文化圖騰,誰也碰不得。大和一族文化遺傳於東土,「文化地心說」換了新瓶把他們變成天神在地上的遺族。由是,他們把這種虛渺不實的光榮感從小灌輸入他們的下一代,經過幾代不懈的「努力」,終於為世人包括自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劇和災難。可惜的是,這種「文化地心說」雖然已淡出大和地域,但它卻仍不斷變換戲裝,流連繾綣於東土大地。

對日本的研究啟迪和糾正了我的地球文化觀,也讓小弟對行將劃上句號的生命釋懷。不過,嚴肅的研究卻意外地讓我喜歡上從來沒有認真欣賞過的日影與日劇,對當前日本藝能界的名人也漸漸有所認識,這也是一種奇緣吧。日本影視作品除了一些故意誇張的喜劇和黑暗的暴力片,一般都能平實地反映人生,給予觀眾從一些角度反思自己生命的空間,像一杯純純的陳年普洱,嶲永温潤回甘。例如那一部從來沒有在港澳大銀幕受到歡迎的《一代茶聖千利休》,就用影像演繹了侘寂美學。「美,就是我說了算。」這種豪語,雖然今天不少富國土豪都琅琅上口,但,真的只有利休才有資格。

利休

人在外地,要欣賞日影日劇,總有一點難度。還好有少數「無私」的在線網站,提供有足供我借以遣此有聊人生的影像。二次大戰的反思,七十年來中日都有不少作品,只是東土的作品除了努力彰顯民族大義和挑動民族仇恨外,就是前年的作品《太平輪》也僅止於兒女之情,樣版得教人漸生厭惡,它們絕少有從人文角度出發的作品,反思不管正義與否,戰爭只會帶來難以磨滅的苦難,更少有教觀眾思考國家、家庭與個體生命之間的轇轕。日本有關二戰的電影電視,反戰的味道不會濃烈,只會慢慢在帷幕滲透出來。

2013年的電影《永遠の0》和其後的劇場版與及剛於8月6日播出的電視劇《戦艦武蔵》劇場版都是以侵略者的角度出發,再三思考了甚麼是戰爭,為甚麼要發動戰爭和其實戰爭不論成敗,為甚麼都只有一個結果?「國家」在歷代的戰爭中不論東土還是大和地域,都扮演著一個微妙而關鍵的角色:侵略者以此作為推動「聖戰」的依歸,而受害者則以此作為團結對抗入侵者的力量。家庭與個人甚至生命在戰時毫無角色,再沒有意義和地位,但,這真的合理嗎?每個人在「國家」這個大概念之下是否應該不能有自由意志?在短短的數千年歷史中,人們好像從沒有反思過「國家」這種觀念為人類帶來究竟是幸福多還是苦難多?有時想,《星空奇遇》式的理想世界,是否適合人類的社會?如果合適,又不知何時才會有出現的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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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大革命話人性

不經不覺來英也有大半年,依然一事無成。這種對生命有所求的態度,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士族個性,大抵我早已不經意地認同了士人與生俱來應肩負聖賢們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個「天命」(mandate of life)。我雖然已經洞明這種想法的荒唐處,但卻又無力與這個千古幽靈抗衡,不自覺地任由它繼續擺弄,再搖動鍵盤,可笑耶?

50年前,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地展開序幕。這是老天爺對這個極度自信與自負的民族所開的最大的一個玩笑,至於祂是要借此來儆醒這個民族還是要用它為這個民族敲開地獄的大門,則不得而知。

文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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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書店

英國的生活,除了在倫敦是真正的不夜天,其他城市的作息時間,都是有板有眼的。一般商店週一到週六八時後就只有超市和食店酒吧油站還在營業,因為從前的不景氣,打破了週日不工作的規條,現在週日商店還會營業至四時到五時,就是超市也準時關門,要買食糧可要看時間啊。有時想約一些朋友晚上相聚,真的除了家訪也想不到有甚麼好去處。

不過在白天,這邊的城市生活還是多姿多采的。前幾年台灣的誠品落戶香港,引起一陣哄動,認為香港終於可以擺脫文化沙漠的臭名。不過,如筆者常常強調,文化這事兒,不是可以隨意擺弄的,因為它是經過漫長歲月慢慢才沉澱而成的。

英國的文化氣息其實很濃厚,在食店和公共交通甚至旅遊點都很容易看見手執書卷的人沉醉在他們的文字世界。不過奇怪的是,這邊要逛書店,只要離開倫敦,好像總是Waterstones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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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真人處端

譚處端(1123 – 1185),全真七子之一,本名玉,字伯玉,師從王喆(王重陽,1113 – 1170)學道,更名為處端。俗諺有云:「打掉門牙和血吞。」意謂大丈夫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必成大器,其出處與譚處端有關。據《金蓮正宗記》載﹕「(處端)曾過招提*,就禪師處乞殘食。禪師大怒,以拳毆之,擊折兩齒,先生和血咽入腹中。旁人欲為之爭,先生笑而稽首,殊不動心,由是名滿京洛。」王喆羽化後,處端曾繼馬鈺(七真之首,1123 – 1183)任掌教,並創全真南無派,後息微。他以儒理入道,謂在家亦可以修道,從而光大全真一派。

今早接北京某刊,編首錄有譚真人《水雲集》詩三首,其一云《贈鄭仙》:「捨俗幽居物外庵,潛心滅跡絕論談。妙除濁穢清貧樂,用滌無明淡素甘。蓬戶不扃何所礙,一瓢常飲為忘貧。安神寂默翛然坐,認透星光日月三。」忽然有感,故成此文以誌之。

* 按《佛學大辭典》,招提梵語為caturdisa,譯云四方,四方之僧即招提僧,今以指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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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姓「扮」?

執教中國哲學多年,之前一直未有思考過的問題,近年一直浮現在腦海之中。儒家思想在春秋孔聖人的時代,只著重講授人間的規規條條,似乎沒有深究為甚麼要這樣做。(其實我在整理三大傳統的發展脈絡的時候,發現大概從方法論上可以得到一重解釋。然而,較儒家「晚出」的佛教和道教,它們的倫理體系都有其哲學根源,而儒家則獨缺如如,時人只約略從《易經》中很模糊地拈出一個「道」來講。)這事情一直擔到宋代才由二程朱熹構築的理氣思想來為儒家倫理體系的哲思畫上一個比較完整的句號。

不過,問題卻隨之而來。我們都明白「道」不是道德上的概念和命題,因為它屬形而上,超越(人間的)道德,故此不需也不可討論,所以佛道二教都沒有下面的問題。但儒家的「理」卻是一個汎道德命題,也便是人間的東西。簡而言之,儒家認為人類之所以需要守禮、需要服膺於一套階級體制,是因為天有天理(Heaven is moral),故此人要自我完善,必須蹈行天之道。事實上,從宋代到今天,沒有人對此提出過異議,以至由這個實質上毫無理據的假設(為甚麼天要有理?)所演繹出來的儒家思想上的缺陷,無法讓人可以清楚的一一指認出來,我相信也因此把中國人的文明進程拖遲了起碼八百年。

人世間的種種,我以為實在不需要有天理在背後操弄,佛教和道教不需要也不用這套功夫。倘若天有天理,人世間又怎麼會有哭不盡的故事天天上演?想敝國自有歷史以來,老百姓都默然地接受這套道理。所有當權者,不管是仁君還是暴君,都有「皇權天授」來背書,他們都是天命所歸。既然如此,老百姓自然得接受這種「順乎天理」的選擇,不會主動也懶得出來反對甚至對抗,以免乖離天理(天道),這應該說明了歷史上一些一再重覆的政治現象的成因。

另外一種很普遍的現象是俗語所云的:「一闊臉就變。」真的很奇怪,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有類似的經驗。當大家都同屬一個階層,今天的大家都好像是生活在一個「生死與共,難分你我,不會斤斤計較」的共同體。但只要當中有一個人忽然得權得財,則很多時候,這個人會讓其他人感到「他變了,而且變得太多了!」這是甚麼原因呢?愚見以為,還是我們被儒家「聖人之道」的思想在不知不覺間所毒害的結果。一個人忽然得權得財,他很自然地認為這是因為他自己有比旁人多的德或者才,所以應該高倨上位。因此不管他的私心孰輕孰重,他都會樂於指指點點、發號司令,以示他的「關懷慈愛」又或者「顯赫權位」。這也就是為甚麼我常常戲謔中國人其實只有一個姓、兩個名:「都姓『扮』,名『聖人』、或者『大師』。」未知看官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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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醫 – JIN

年長以後我很少追看連續劇,因為時間好像日漸短少,「唔夠使。」之前前後花了兩年多才收看完整美國的Battlestar Galactica(其實它還有一部單完叫 “The Plan” 的我還沒有買!),它的哲學性與社會性也確實有些啟發,這包括了對生命的再定義(可自然繁殖的生命vs利用人工手段來繁殖的機械生命vs自然生命與機械生命所繁殖的新生命)以及老生常談的生命之終極意義(生命的意義是否僅在於生存的追求與保有?)。還有的當然就是人們在有限時空對民主與專制的抉擇。Battlestar Galactica的編劇似乎想說的是,在有限時空(事實上,不管生活點是在太空船還是地球,這都會是一個有限時空),民主與專制間的抉擇更像一場豪賭,只有事後編寫歷史的人才能對抉擇的對錯下結論。這種取態很明顯是把現實的一些政治環境投放到劇情之中,不同的是在劇中,不管是那一種抉擇,還是會歇盡心力來守護著每一個個體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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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覺醒

很久沒有在這裡寫東西了,一來是懶、二來是懶、三來還是懶。也許這是我這種對世情若即若離但仍欲斷未斷者的必然心理和生理反應?或也許這是一個人到了一把年紀還居然有心去把昨日的自我打倒的必然反應?

事實上最近半年我居然變成了哈日族,有餘暇即搜羅日本的近代史料和觀看日本電影、電視劇甚至漫畫,這可是一個曾經信誓旦旦說與大和民族永遠誓不兩立的最最「荒謬」的轉變。

從近日的資料搜集,我發覺到日本似乎在二次大戰後,不斷有有識之士對此進行深刻反省:(一)、為甚麼日本會走上幾乎亡國的軍國主義的道路?和(二)、戰爭的真正意義。他們也似乎意識到這樣的反省不能只局限於生活在象牙塔的學者又或者權力圈中的權貴,因為如果不能在社會層面上建立一種共識,則這樣的歷史悲劇只會一再重演,所以他們採用了大眾化的手段,利用小說、漫畫、電視和電影來傳播這樣的一種訊息,我相信這會是一種很有效果的手段,其中的表表者應該要數司馬遼太郎(1923-1996,他原名福田定一,據聞他取此筆名是因為他自覺遠遠不及漢代的司馬遷)。司馬遼太郎的著作有不少篇幅環繞著日本幕末時代的歷史,這是日本自鴉片戰爭後決意脫離中國的一個關鍵時期,也可以視作為一個現代中國建設方向的參考點。

島國日本地域不如敝國遼闊,人口遠不及敝國的多,但它也是一直背負著悠久文化這一個包袱,雖然它的文明起點比敝國晚了約一千年。然而,它對文化的反省卻比我們來得深刻、有力和決斷!毋庸諱言,毛澤東等無產階級革命信奉者及新文化運動者也應當意識到我國文化「沉澱」到20世紀初時候所存在的問題,但他們除了簡單的把歷史上最糟糕的主義直接移植過來外,其實並沒有深刻的思考國人的未來出路。很多時候,歷史告訴我們他們這一輩人只是很蒙昧地把一切的情況都推到種族仇恨(又或者由民族仇恨演進的意識形態的仇恨)之上:漢滿仇恨、中日仇恨又或者無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者的仇恨之上,至今這樣的一個情結仍深深地糾結在大部份人的心裡。我以為,如果我們不深刻的反省造成今天局面的原因,這樣的一種簡單民族思惟,只會為未來製造一個必然會爆發的計時彈,重覆一而再在歷史出現的悲劇。

在這些小說、漫畫(包括《二十世紀少年》)、電視劇(《篤姬》、《龍馬傳》、 《坂上之雲》 和《仁醫》等等)和電影,它們都重覆發出這樣的訊息:「戰場上揮舞刀劍、扣動扳機互相厮殺的,  我看不出敵我,我只看見他們都是人!」「戰爭的意義並不在於死亡,而在於好好的生存。」「除了戰爭,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的出路?」以後有機會我會談一談我對這些漫畫和電視電影等等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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