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與恐懼

「六四」與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一樣,催醒了一代的人,重新審視自己的位置,重新計算我們應何去何從?不過,不知打從那個時候開始,「六四」竟也搖身一變成了鎮日縈繞在某些人們頭上的魔咒。它本來的精神,一去不再復還。一些不明就裡或者別有想法者竟也懷疑它真正的存在。我們這一代人,能廁身其中,「躬逢其事」,著實教我們在絕望之中,看到希望之所在。今年正值其二十周年祭,姑勿論世上有多少種聲音,唯有其黑與白,不用也不容爭辯,將始終如一地烙刻在歷史之上,終有一天,也總有一天,歷史自會給它一個公道的評價。
今天閱報看到了王丹的文章,歷盡滄桑,人真的會成熟,看到的問題也更深遠。姑且摘下來留一個記錄:

ju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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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與恐懼 【王丹】
2009-06-04 中國時報

六四事件至今二十年了,在華人地區,包括中國、港澳、台灣,衝撞激盪的漣漪迴響,卻越來越趨淡薄。關於這點,相信現今來到台灣訪問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學生領袖之一王丹,感受最為深刻了。因此,他特別從海峽兩岸各自的國家暴力的施行施展,及其效用效率等等層面著手,用散文的筆觸,探討集體噤聲麻木現象的症狀、病理,並據以紀念六四事件二十週年。
──編者

多年前一次,我到康乃爾大學演講,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國來的同學。那天天氣不好,忽然下起大雨。那位同學讓我等一下,說他要回宿舍借把雨傘。過了一會兩手空空地回來了,告訴我說:他回到宿舍找到一位中國同學借傘,那位同學問給誰用?他就老實說是給王丹。結果那位同學說:他是反革命,我不借!聽了這個故事,我內心受到很大震動。這倒不是因為那個同學拒絕借給我傘,而是啟發我想:為什麼會有這樣莫名其妙的仇恨?那個同學不可能真的瞭解我,僅僅是因為政府的宣傳,他就可以仇恨到傾盆大雨之下,連借把傘都不肯。這樣的仇恨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內在的自我約束

還有一次,是我搬到洛杉磯居住。在波士頓的時候,我是海外華人作家協會波士頓分會的會員,因此很自然地,到了洛杉磯,我也找到洛杉磯分會報到。會長是台灣人,倒是熱情歡迎,還準備聚餐歡迎我的加入。不久之後,聚餐如期舉行,當時會長告訴我:有中國籍的會員拒絕參加,理由是:跟王丹吃飯,以後我回國遇到麻煩怎麼辦?這個事情也令我很有啟發。因為以我對中共的瞭解,它再怎麼殘暴,也不至於僅僅因為跟我吃過飯,就會找那個人的麻煩。可是人民心中,顯然有些恐懼是根深蒂固的,是自律性的,從外在的教訓逐漸變成了內在的自我約束。這樣的恐懼,又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循著這樣的思路,我發現了國家暴力對人性,對人心的影響。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發現,這樣的仇恨,這樣的恐懼,原來,都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追溯到從那時候開始的國家暴力。而這,就是我選擇這個題目作為博士論文的起因。

於是開始收集資料,然後發現,一水之隔的兩岸,在那個年代,竟是那麼地相像。

以新汰舊的暴力

對中國大陸和在大陸的中國人來說,1950年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暴力的時代。這幾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軍事力量成功地擊敗了政治對手──以蔣介石為首腦的國民政府,取得了全國範圍的統治權。經歷了上百年的動亂,中國人普遍希望能有一個穩定和平的社會環境,這是國共內戰結束後,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胡風在內,都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重要原因。在像胡風這樣的知識分子心目中,共產黨代表了進步的,民主的,清新的政權;國民黨則代表著落後,獨裁和陳舊。他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也是在這幾年,新政權甫一建立,就著手全面清洗舊的社會政治結構。在農村,從抗日戰爭開始就在中共統治區域進行的土改運動擴張到了全國,中國封建時代作為農村基層的社會控制基礎的地主階級,被強制剝奪財產權甚至生命權;在城市,名為「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政治暴力席捲全國,大規模的集體槍斃隨處可見;而對外方面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幾十萬中國軍隊被調往朝鮮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展開另一場殘酷的戰爭。暴力,到處都是暴力,而恐懼的陰影逐漸凝聚。

集體的心理壓力

這樣全國範圍的政治鎮壓對於當事人以及全社會造成的心理壓力,以及恐懼的氣氛是驚人的。被打成胡風分子的作家林希回憶自己當時的心理狀態時說:「從市委大院走出來,我完全變成了一個呆子,我的大腦變成了一片真空。眼前的一切你無法理解,也不需要你理解,它只強制你屈從。只要再發生一點點惡化,等待我的又何嘗不是鐵窗和手銬?我麻木了,麻木得顧不上恐懼,走在路上我總聽到有人躲在什麼地方喊我的名字。每聽到這種可怕的呼叫我便打一次冷戰,待我驚恐地轉過身去,看到的卻是匆匆行人陌生的面孔。」

事實上,這種內心的恐懼不僅僅存在於被鎮壓的對象的心中,也存在於大部分民眾的心中,因為不僅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人民的敵人」。而且這種刻骨銘心的恐懼也是與政治運動的殘酷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政治鎮壓直接間接地導致了大量的死亡,監禁和生活權利的剝奪,大部分中國民眾都可以從身邊的事例中切身感受到那種殘酷。一位當年的右派分子的女兒事後的回憶雖然揭示的是一家人的遭遇,但是頗能代表政治運動的血腥與殘酷。

關鍵字「恐懼」

胡風案件其實只是中國1950年代政治恐怖時期的一個典型案例,類似的政治運動自從1949年之後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而每次政治運動,帶來的都是殘酷的鎮壓以及社會恐懼心理的滋長。歷史可以看到,恐懼的烏雲逐漸積累,一直發展到了狂風暴雨的頂峰──文化大革命。可以說,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發展史,就是一部國家暴力與社會恐懼相互交織的歷史。離開「恐懼」這個詞,我們就無法真正瞭解那個政權以及它帶給中國政治生活的深遠影響。

如果我們認為這是中共自己的政治特點,那就錯了。因為意味深長的是,同樣是在1950年代,同樣的政治暴力與社會恐懼也出現在台灣,由剛剛被中共在戰場上擊敗的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地方。在這裡,同樣地,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何時會被警備總部找去談話,那種戒慎恐懼的氣氛在社會中瀰漫,沉默的壓抑像一層層的石灰,整個社會在幾十年中顏色暗淡。那些在恐怖氣氛中失去生命的人,他們雖然肉體遠離人間,但是怨恨之氣逐漸凝結,要到很久很久之後,才成為新的政治動能,撼動百年的歷史基業。

蒙蔽不等於消失

對比兩岸的國家暴力,你會發現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是仔細察看,也會看到更多細微的不同。

多年以後,兩岸在政治發展上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而如果你能俯身下來,探究宏大的外觀之下,那些清晰的紋路,就會看到這些細微的不同,是如何潛移默化,或者命中注定地,決定了後來那些巨大的不同。審視歷史的樂趣,就在於這樣的發現給人帶來的深思。

50多年過去了,世事變幻如同滄海桑田。今天翻看這些歷史的陳跡,是不是還有意義呢?我覺得當然有。因為如果,歷史與今天已經截然不同,一切都已經改變,那麼回味過去可能就顯得有些不知所云,但是如果我們不被時代表面的浮光掠影晃花了雙眼的話,就可以看到,的確,歲月之下有太多的變化,然而,其實還是有很多的東西並沒有改變。只是我們在對變化的期待心理的遮蔽下,往往不會看到那些沒有改變的東西。而那些東西,即使不去看它,也仍舊是存在的。這些存在,也就是我們回顧過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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